助人行为（比尔霍夫）

在社会心理学家汉斯-维尔纳·比尔霍夫（Hans-Werner Bierhoff）看来，助人行为是一个人意在为某个具体的人带来益处的任何行动。 当它出于自愿、而非出于职业义务时，它是亲社会的；当同情心和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承载着它时，它是利他的。

本词条讨论人们何时会帮助他人、什么使他们却步，以及受助者如何感受帮助——而非比尔霍夫的全部著作。关于这一概念本身，见 利他主义；关于人类助人的天性，见 人的亲社会天性。

译者说明：汉斯-维尔纳·比尔霍夫以德文写作。本页逐字以德文引用他的话；六角括号〔本文自译：…〕中的中文是我们自行翻译的译文。

关于其人。 汉斯-维尔纳·比尔霍夫（生于 1948 年）是社会心理学家，曾执教于波鸿鲁尔大学（Ruhr-Universität Bochum）。他的著作 Psychologie hilfreichen Verhaltens（直译：《助人行为心理学》，1990）和 Psychologie prosozialen Verhaltens（直译：《亲社会行为心理学》，2010）属于德语世界关于助人的标准著作。

助人行为、亲社会行为与利他行为有何区别？

比尔霍夫把助人划分为三个圆。最外层是助人行为：对他人的任何支持，也包括领取报酬的急救员所提供的支持。其中包含亲社会行为——出于自愿，而非出于职务角色的义务。比尔霍夫在此明确把互惠包括在内；对助人者自己有益的行为，也可以是亲社会的。最内层是利他行为：它是亲社会的，并由同理心所承载，也就是说，由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处境中、与之感同身受所承载。

这一划分消除了两种误解。在比尔霍夫看来，职业助人者并非利己主义者：护士或医生如果做得超出其角色的要求，在他看来就是在利他地行事，而非专业人士的帮助与职业帮助彼此补充。他也不以牺牲来界定利他主义：关键在于动机，而不在于帮助付出了多少代价。

为什么有他人在场时，人们有时不去帮助？

助人研究正是凭借这个问题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壮大的。比布·拉塔内（Bibb Latané）和约翰·达利（John Darley）在实验中表明：在模拟的紧急情况下，如果人们以为还有其他人在场，他们出手干预的次数就更少、时间也更晚。比尔霍夫把其中的解释归纳为三种机制：

1. 责任分散： 在场的人越多，每个人感到自己负有的责任就越少。
2. 多数无知： 每个人都把他人的平静理解为没有发生什么严重之事的信号——于是所有人都保持平静。
3. 评价顾虑： 出手干预的人要冒在他人面前出丑的风险。

这种旁观者效应在实验室中有充分的证据。但一项涵盖一百多项研究的元分析表明，在明显危险的情境中，这一效应要弱得多（Fischer 等，2011）。日常生活的情形也与教科书描绘的不同：来自三个国家的公共冲突录像显示，在十起中有九起有人出手干预——而且在场的人越多，就越有人干预（Philpot 等，2020）。在紧急情况下离得近、又能清楚认识情势的人，通常都会帮助。

帮助人们克服这种迟疑的，是比尔霍夫所说的社会责任感：觉得事情取决于自己。D. 哈拉尔德·阿尔克在 Energytraining 中这样表达同一种态度：「我们不能把这份责任交给别人，我们必须亲自去做。」

在基蒂·吉诺维斯案中，真的有 38 名目击者在旁观看吗？

没有——至少不是几十年来所讲述的那样。1964 年 3 月，基蒂·吉诺维斯（Kitty Genovese）在纽约遇害；一篇报纸报道称，有 38 名邻居看着却什么也没做。这个故事成了旁观者研究的奠基性案例，几乎出现在每一本教科书中，比尔霍夫的书也不例外。

后来的调查描绘出另一幅图景：真正看到袭击的人寥寥无几，有些人只听到了声响，至少有一位邻居呼救，还有一位女邻居走到了垂死者身边（Manning、Levine 与 Collins，2007；Kassin，2017）。研究界如今称之为**「38 名目击者的寓言」**（英文原文为「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」）：在实地研究的结果纠正这一图景之前，这个故事决定了人们提出哪些问题——关于不作为、关于群体规模。因此，这个例子与其说是冷漠的证据，不如说是一堂课：一个故事如何能够引导一门科学。

真正的利他主义存在吗？

这是社会心理学的重大问题——而比尔霍夫的回答比人们常常归于他的要审慎。对于「每一次助人背后归根结底是否都藏着私利」这场争论，他称之为**「Sackgasse」**〔本文自译：「死胡同」〕：「In der Regel sind sowohl egoistische als auch altruistische Faktoren wirksam」〔本文自译：「通常，利己因素和利他因素都在起作用」〕（Bierhoff 2002）。可见他并不否认利他主义，他认为关于纯粹动机的问题无法判定。

最有力的回答来自 C. 丹尼尔·巴特森（C. Daniel Batson）。他的同理心—利他主义假说认为：对身处困境的人怀有同情的人，是为了对方本身而想要帮助他——即使他本可以轻易地脱身。比尔霍夫起初提出异议：这些结果也可以用利己来解释，例如助人者因成功而感到的喜悦。巴特森在自己的实验中恰恰检验了这一解释，并把 35 年的研究总结为对其假说有力而稳定的支持（Batson 2011）。比尔霍夫如今认为他**「vermutlich richtig」**〔本文自译：「很可能是对的」〕（Fetchenhauer 与 Bierhoff 2004），并与埃尔克·罗曼（Elke Rohmann）在一项自己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假说。

比尔霍夫后期的著作与关于人类优势的心理学相近。他谈到一种**「Balance zwischen Fürsorglichkeit für andere und Fürsorglichkeit für sich selbst」**〔本文自译：「关怀他人与关怀自己之间的平衡」〕（Bierhoff 2010）——一种不会耗尽助人者的帮助。

受助者如何感受帮助？

比尔霍夫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就在这里。帮助并不会自动对接受它的人有益。无法有所回报的人，很容易感到依赖和低人一等；帮助可能威胁自尊。因此，受助者有时会表现得不知感恩——不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太多，而是因为帮助是单方面的，不允许回报。

由此，比尔霍夫和埃尔克·罗曼得出一条明确的建议：帮助应当使互惠成为可能，维护对方的自主，并使对方将来能够自己帮助自己——助人自助。反过来，必须帮助的压力过大，与其说会增强助人意愿，不如说会削弱它。

教育会让人更乐于助人吗？

一般意义上不会。比尔霍夫只在一个狭窄的语境中提到「höhere Bildung」〔本文自译：「较高的教育程度」〕：在与工作场所中的自愿投入相关的因素之中，与满意度、公平以及上司的榜样并列。更广泛的研究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将此一般化：教育能够预测有组织的投入——社团中的志愿服务、职场中的公民行为（Wilson 与 Musick 1997；Ng 与 Feldman 2009）。而邻里之间、家庭之中、街头巷尾的非正式帮助，则几乎与教育程度无关。

在把助人意愿当作可见的、有组织的投入来测量的地方，受过教育的人显得更乐于助人。由此并不能得出任何对人的高下排序——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提示：每一种对助人的测量，都在参与决定它把谁认作乐于助人的人。得到充分证实的倒是另一种关联：随着年龄增长，给予他人的意愿也在增长（Cutler 等，2021）。

我们的解读：使人强大的帮助

社会心理学之所以让动机问题悬而未决，是因为它把利他主义当作一种纯粹的、需要付出代价的动机来寻找。我们则把利他主义理解为为他人而行动，这种行动并不排斥自己的喜悦、认可与互惠。为事情成功而高兴的助人者，并不是伪装的利己主义者；动机混杂并不构成反证——在这一点上，比尔霍夫与我们看法一致。

与之相反的立场，是一种仅以给予者的代价和痛苦来界定利他主义的思路：只有牺牲自己的人才算好人。这种痛苦的道德两头落空——既辜负了耗尽自己的助人者，也辜负了被单方面的帮助压得矮小的受助者。

D. 哈拉尔德·阿尔克在 Mental Basics（1991）中为此找到了一个我们视为指导原则的表述：「帮助应当始终是一种引导人自助的指引。」 他还借用了一句众所周知的俗语——在中文里正对应「授人以渔」：「教他钓鱼，他就再也不会挨饿！」他写道，重要的是「以正确的方式作出贡献，而不让自己被普遍地利用」。比尔霍夫关于受助者的研究恰恰支持了这一点。

我们在 2017 年读错的地方

在 Ausgewählte Perspektiven des Altruismus（《利他主义的若干视角》，2017）中，比尔霍夫还被当作这样一种心理学的代表：它把职业助人者归于利己主义，并认为真正的利他主义并不存在。原著所显示的恰恰相反：比尔霍夫把互惠包括在内，认为职业助人者一旦超出其角色便是利他的，认为动机问题悬而未决，并倾向于巴特森的回答。我们已更正了这一解读。对我们而言，比尔霍夫不是对手，而是一位见证者：助人与自身的福祉可以并行不悖。

相关词条

• 利他主义——这一概念及其诠释
• 同理心——同情是助人的动机
• 人的亲社会天性——为什么人从根本上就倾向于帮助他人
• 互惠——相互性是可持续帮助的基础
• 共享意向性（托马塞洛）——孩子如何自发地帮助他人
• 饰面理论（德瓦尔）——道德是否只是一层薄薄的饰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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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Tobias O. R. Al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