助人行為（比爾霍夫）

在社會心理學家漢斯-維爾納·比爾霍夫（Hans-Werner Bierhoff）看來，助人行為是一個人意在為某個具體的人帶來益處的任何行動。 當它出於自願、而非出於職業義務時，它是親社會的；當同情心和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承載著它時，它是利他的。

本詞條討論人們何時會幫助他人、什麼使他們卻步，以及受助者如何感受幫助——而非比爾霍夫的全部著作。關於這一概念本身，見 利他主義；關於人類助人的天性，見 人的親社會天性。

譯者說明：漢斯-維爾納·比爾霍夫以德文寫作。本頁逐字以德文引用他的話；六角括號〔本文自譯：…〕中的中文是我們自行翻譯的譯文。

關於其人。 漢斯-維爾納·比爾霍夫（生於 1948 年）是社會心理學家，曾執教於波鴻魯爾大學（Ruhr-Universität Bochum）。他的著作 Psychologie hilfreichen Verhaltens（直譯：《助人行為心理學》，1990）和 Psychologie prosozialen Verhaltens（直譯：《親社會行為心理學》，2010）屬於德語世界關於助人的標準著作。

助人行為、親社會行為與利他行為有何區別？

比爾霍夫把助人劃分為三個圓。最外層是助人行為：對他人的任何支援，也包括領取報酬的急救員所提供的支援。其中包含親社會行為——出於自願，而非出於職務角色的義務。比爾霍夫在此明確把互惠包括在內；對助人者自己有益的行為，也可以是親社會的。最內層是利他行為：它是親社會的，並由同理心所承載，也就是說，由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處境中、與之感同身受所承載。

這一劃分消除了兩種誤解。在比爾霍夫看來，職業助人者並非利己主義者：護士或醫生如果做得超出其角色的要求，在他看來就是在利他地行事，而非專業人士的幫助與職業幫助彼此補充。他也不以犧牲來界定利他主義：關鍵在於動機，而不在於幫助付出了多少代價。

為什麼有他人在場時，人們有時不去幫助？

助人研究正是憑藉這個問題在 20 世紀 60 年代發展壯大的。比布·拉塔內（Bibb Latané）和約翰·達利（John Darley）在實驗中表明：在模擬的緊急情況下，如果人們以為還有其他人在場，他們出手干預的次數就更少、時間也更晚。比爾霍夫把其中的解釋歸納為三種機制：

1. 責任分散： 在場的人越多，每個人感到自己負有的責任就越少。
2. 多數無知： 每個人都把他人的平靜理解為沒有發生什麼嚴重之事的訊號——於是所有人都保持平靜。
3. 評價顧慮： 出手干預的人要冒在他人面前出醜的風險。

這種旁觀者效應在實驗室中有充分的證據。但一項涵蓋一百多項研究的後設分析表明，在明顯危險的情境中，這一效應要弱得多（Fischer 等，2011）。日常生活的情形也與教科書描繪的不同：來自三個國家的公共衝突錄影顯示，在十起中有九起有人出手干預——而且在場的人越多，就越有人干預（Philpot 等，2020）。在緊急情況下離得近、又能清楚認識情勢的人，通常都會幫助。

幫助人們克服這種遲疑的，是比爾霍夫所說的社會責任感：覺得事情取決於自己。D. 哈拉爾德·阿爾克在 Energytraining 中這樣表達同一種態度：「我們不能把這份責任交給別人，我們必須親自去做。」

在基蒂·吉諾維斯案中，真的有 38 名目擊者在旁觀看嗎？

沒有——至少不是幾十年來所講述的那樣。1964 年 3 月，基蒂·吉諾維斯（Kitty Genovese）在紐約遇害；一篇報紙報導稱，有 38 名鄰居看著卻什麼也沒做。這個故事成了旁觀者研究的奠基性案例，幾乎出現在每一本教科書中，比爾霍夫的書也不例外。

後來的調查描繪出另一幅圖景：真正看到襲擊的人寥寥無幾，有些人只聽到了聲響，至少有一位鄰居呼救，還有一位女鄰居走到了垂死者身邊（Manning、Levine 與 Collins，2007；Kassin，2017）。研究界如今稱之為**「38 名目擊者的寓言」**（英文原文為「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」）：在實地研究的結果糾正這一圖景之前，這個故事決定了人們提出哪些問題——關於不作為、關於群體規模。因此，這個例子與其說是冷漠的證據，不如說是一堂課：一個故事如何能夠引導一門科學。

真正的利他主義存在嗎？

這是社會心理學的重大問題——而比爾霍夫的回答比人們常常歸於他的要審慎。對於「每一次助人背後歸根結底是否都藏著私利」這場爭論，他稱之為**「Sackgasse」**〔本文自譯：「死衚衕」〕：「In der Regel sind sowohl egoistische als auch altruistische Faktoren wirksam」〔本文自譯：「通常，利己因素和利他因素都在起作用」〕（Bierhoff 2002）。可見他並不否認利他主義，他認為關於純粹動機的問題無法判定。

最有力的回答來自 C. 丹尼爾·巴特森（C. Daniel Batson）。他的同理心—利他主義假說認為：對身處困境的人懷有同情的人，是為了對方本身而想要幫助他——即使他本可以輕易地脫身。比爾霍夫起初提出異議：這些結果也可以用利己來解釋，例如助人者因成功而感到的喜悅。巴特森在自己的實驗中恰恰檢驗了這一解釋，並把 35 年的研究總結為對其假說有力而穩定的支援（Batson 2011）。比爾霍夫如今認為他**「vermutlich richtig」**〔本文自譯：「很可能是對的」〕（Fetchenhauer 與 Bierhoff 2004），並與埃爾克·羅曼（Elke Rohmann）在一項自己的實驗中證實了這一假說。

比爾霍夫後期的著作與關於人類優勢的心理學相近。他談到一種**「Balance zwischen Fürsorglichkeit für andere und Fürsorglichkeit für sich selbst」**〔本文自譯：「關懷他人與關懷自己之間的平衡」〕（Bierhoff 2010）——一種不會耗盡助人者的幫助。

受助者如何感受幫助？

比爾霍夫最重要的貢獻或許就在這裡。幫助並不會自動對接受它的人有益。無法有所回報的人，很容易感到依賴和低人一等；幫助可能威脅自尊。因此，受助者有時會表現得不知感恩——不是因為他們得到的太多，而是因為幫助是單方面的，不允許回報。

由此，比爾霍夫和埃爾克·羅曼得出一條明確的建議：幫助應當使互惠成為可能，維護對方的自主，並使對方將來能夠自己幫助自己——助人自助。反過來，必須幫助的壓力過大，與其說會增強助人意願，不如說會削弱它。

教育會讓人更樂於助人嗎？

一般意義上不會。比爾霍夫只在一個狹窄的語境中提到「höhere Bildung」〔本文自譯：「較高的教育程度」〕：在與工作場所中的自願投入相關的因素之中，與滿意度、公平以及上司的榜樣並列。更廣泛的研究說明了為什麼不能將此一般化：教育能夠預測有組織的投入——社團中的志願服務、職場中的公民行為（Wilson 與 Musick 1997；Ng 與 Feldman 2009）。而鄰里之間、家庭之中、街頭巷尾的非正式幫助，則幾乎與教育程度無關。

在把助人意願當作可見的、有組織的投入來測量的地方，受過教育的人顯得更樂於助人。由此並不能得出任何對人的高下排序——只能得出這樣一個提示：每一種對助人的測量，都在參與決定它把誰認作樂於助人的人。得到充分證實的倒是另一種關聯：隨著年齡增長，給予他人的意願也在增長（Cutler 等，2021）。

我們的解讀：使人強大的幫助

社會心理學之所以讓動機問題懸而未決，是因為它把利他主義當作一種純粹的、需要付出代價的動機來尋找。我們則把利他主義理解為為他人而行動，這種行動並不排斥自己的喜悅、認可與互惠。為事情成功而高興的助人者，並不是偽裝的利己主義者；動機混雜並不構成反證——在這一點上，比爾霍夫與我們看法一致。

與之相反的立場，是一種僅以給予者的代價和痛苦來界定利他主義的思路：只有犧牲自己的人才算好人。這種痛苦的道德兩頭落空——既辜負了耗盡自己的助人者，也辜負了被單方面的幫助壓得矮小的受助者。

D. 哈拉爾德·阿爾克在 Mental Basics（1991）中為此找到了一個我們視為指導原則的表述：「幫助應當始終是一種引導人自助的指引。」 他還借用了一句眾所周知的俗語——在中文裡正對應「授人以漁」：「教他釣魚，他就再也不會捱餓！」他寫道，重要的是「以正確的方式作出貢獻，而不讓自己被普遍地利用」。比爾霍夫關於受助者的研究恰恰支援了這一點。

我們在 2017 年讀錯的地方

在 Ausgewählte Perspektiven des Altruismus（《利他主義的若干視角》，2017）中，比爾霍夫還被當作這樣一種心理學的代表：它把職業助人者歸於利己主義，並認為真正的利他主義並不存在。原著所顯示的恰恰相反：比爾霍夫把互惠包括在內，認為職業助人者一旦超出其角色便是利他的，認為動機問題懸而未決，並傾向於巴特森的回答。我們已更正了這一解讀。對我們而言，比爾霍夫不是對手，而是一位見證者：助人與自身的福祉可以並行不悖。

相關詞條

• 利他主義——這一概念及其詮釋
• 同理心——同情是助人的動機
• 人的親社會天性——為什麼人從根本上就傾向於幫助他人
• 互惠——相互性是可持續幫助的基礎
• 共享意向性（托馬塞洛）——孩子如何自發地幫助他人
• 飾面理論（德瓦爾）——道德是否只是一層薄薄的飾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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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Tobias O. R. Alke